作者：傅梦孜，王力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社会齐心共促，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决不是一个漫远无期的目标。国际社会应立足当下，理清海洋领域面临的种种挑战，按轻重缓急逐步推进各项治理工作，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切实可行的路线图。
疫情掀起全球海上人道主义危机，国际应急管理制度亟待完善
在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大流行背景下，在全球层面，海上卫生安全失控事态屡见不鲜，已在多个国际海域造成十分紧迫的公共危机。由于对海上平台环境的特殊性认识不足，加之对疫情扩散的恐惧，在海洋上穿行于各国的大型船舶相继沦为重灾区，“钻石公主”号成为港内“病毒培养皿”，“威士特丹”号漂泊公海成为“烫手山芋”，公共卫生危机甚至波及公务与军事舰只，撼动美、英、法航母军心。问题的本质是，针对海上突发公共危机，各国出于自保，拒绝往来、孤守一隅的心态明显，海上合作软肋暴露，而现有国际规范与组织对于如何处理全球性疫情蔓延力不从心，应急与协调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回顾国际海上避险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从大航海时代的货物海损到21世纪以来恐怖活动、武装劫持等威胁，海上应急管理制度的内涵不断丰富，关注范围持续扩大。而且，正是“泰坦尼克”号、“斯堪的纳维亚之星”号等海上灾难，推动以《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为支柱的制度体系持续扩展。当前，全球注册海员上百万，豪华邮轮载客年均数千万人次，乘客、货物、海员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卫生健康与人身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在疫情中备受国际关注。海上应急制度与避险能力建设亟待回归治理议程。国际卫生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方充分尊重《国际卫生条例》相关条款，船旗国当局、港口国当局和有关组织、公司和船长合作在适当情况下确保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国际红十字会建议维持避难通道畅通，切实尊重“不推回”原则，对海上迁移等不得以健康理由拒绝入境。
大变局下世界海洋安全形势再趋严峻，各地区海域难以平静
冷战结束后，海洋争霸一度似乎得以平息，传统安全威胁淡出蓝水海域。但随着21世纪进入第三个十年，大国战略博弈愈演愈烈并延伸到海洋，霸权国家对海洋优势地位的焦虑感与日俱增，甚至在俄乌陆上冲突阴云笼罩下，美国仍将“战略焦点完全放在海上竞争与冲突上”。在海上，美西方固守实力至上，信奉“综合威慑”，围绕“海上控制”加紧升级战争设计，于南海、黑海、北极、波罗的海等方向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海上冲突可能性此起彼伏，严重影响相关国家海洋安全，危及地区海域和平稳定，给世界海洋安全局势带来较大风险。在西太平洋，拜登政府未能改变涉海政策的强硬基调，继续蛮横推行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利用美英澳联盟（AUKUS）和美日印澳“海上安全倡议”打开军备竞赛“潘多拉之盒”，通过“太平洋威慑倡议”不断强化前沿部署，变本加厉介入中国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以“航行自由”为旗号横冲直撞，肆意推高冲突风险。无独有偶，在黑海方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采取高压态势，与俄罗斯剑拔弩张，持续较量。2021年6月，英国驱逐舰冲闯俄罗斯领海引发俄军开火警告，北约在黑海组织历史上最大规模“海上微风”军事演习，“局势进一步严重升级的风险仍然很大”。
海洋生态与环境治理新旧问题叠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任务艰巨
当前，全球海洋生态警钟频频敲响，海平面上升、珊瑚礁白化、有害污染、海洋物种灭绝等已成为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拯救海洋环境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迫切需求。联合国提出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目标14”聚焦“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含防止和减少海洋污染、管制过度捕捞等具体目标。2020年，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对外行动服务局发起国际海洋治理论坛，2021年发布《为可持续的蓝色星球设定路线——加强欧盟行动的建议》提出实现“清洁健康、多产、有弹性、清晰的海洋”，提出系列优先行动，包括：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将可持续性目标和指标纳入蓝色经济项目；在海洋领域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利用现有最先进知识进行决策等。海洋污染治理旧忧未解又添新愁，微塑料、核污水是最为突出的两大威胁。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预计2022年夏季当地储存设施将达到极限，中国、俄罗斯等周边沿海国均要求日方和国际组织重视核污水处理工作的透明度和科学性。与此同时，继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达成“蓝色海洋愿景”之后，2022年6月计划在里斯本举行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将再次聚焦海洋塑料污染防治。欧盟海洋环境事务负责人表示，“必须达成一项保护世界海洋、解决全球塑料污染危机（尤其是海上污染）的协议”。限制渔业补贴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最具操作性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全球三分之一的鱼类种群被过度捕捞，渔业资源整体面临枯竭危险。世界贸易组织推动限制渔业补贴已有20个年头，2015年联合国商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也将之作为重要承诺内容。目前，渔业补贴协议已形成草案，各方原计划2021年底前完成最后谈判，但因为疫情被迫推迟。据评估，全球渔业补贴总额约为222亿美元，占海洋捕捞行业生产总值的14%。
碳中和进程对蓝色经济发展影响深远，海上供应体系稳定性面临持续考验
从《巴黎协定》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表明，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全球性议题。在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以绿色航运、海上新能源开发为代表的热点产业可谓蓄势待发。2021年，美国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提出将在港口基础设施和航道建设上投资170亿美元，推动电气化以及其他低碳技术应用，同时拜登政府将从零起步发展海上风电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宣布到2030年建设3000万千瓦海上风电的目标，助力实现2035年电力部门零排放承诺。日本将海上风电、绿色航运领域投入列入国家“海洋基本计划工程表”，确定2030年1000万千瓦、2040年4500万千瓦装机容量的海上风电能力建设目标。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及环太平洋国家开展波浪能、潮汐能等海洋能源合作，并在全球布局以维持传统优势。近一段时间，国际航运体系的非常状况直接拖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扰动国际能源安全与一些国家社会稳定，从反面展现出海上物流供应链保持畅通稳定的重要意义。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22个国家发表《克莱德班克宣言》，提出在2025年前建立至少6条绿色海上航运走廊，并批评国际海事组织到2050年船只排放总量比2008年减少50%的既定目标过低，敦促其制定到2050年国际航运零排放的新目标。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推动国际航运与港口网络走向减排低碳，成为小多边合作的重要领域。2021年9月，美日印澳提出在四边机制框架下成立针对航运合作的工作组，发挥优势推进绿色港口建设、绿色燃料使用，鼓励各自国内主要港口结成绿色网络，致力于2030年前搭建两至三个低排放或零排放的港口走廊。运行跨洋航线的国际船舶占海运总排放量的85%左右，但是最难进行去碳化，因为其大量使用高能量密度的燃料，而且船队使用寿命长达20年以上。因此，席卷全球海上港口航运体系的脱碳风潮，不仅会面临监管与协调层面的挑战，而且将势必会给国际海上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更多变数。
新闻来源：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
